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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5月4日 星期四

節錄自百年謊言之安慰劑不能真治病?

安慰劑不能真治病?

不論你什麼時候聽到「安慰劑」,它通常會和某種新藥的雙盲臨床試驗聯繫起來。有時,在研究結束時,我們就會聽說這種藥是否能在緩解疾病症狀方面超過安慰劑的效果。安慰劑這個詞來自拉丁文中的「我願意」)是否自動能成為一種讓我們在生活中加以運用——而不是求助於醫生或參加藥品臨床試驗——的天然治療法,這很少有人去深究。安慰劑是一些很簡單的信仰,它們能與我們的免疫系統相互產生作用,創造出有治療效果的協同作用。安慰劑是我們所擁有的最自然、最有效的身心健康保健法。

『藥物和精神物質密切相關。』希波克拉底在2500多年前就如是說。現在,我們重新發現了這一古代智慧,從試驗中找到「精神先於物質」,的醫學證據,從而對付各種健康問題。『幾百項試驗說明,精神因素(思維裡的東西)能影響身體,包括免疫系統,能調動分子和細胞去抵抗疾病。』梅爾文•克納爾在1993年的書《十字路口上的醫學》中說。1959年的《新英格蘭醫學雜誌》刊登了一項開拓性研究成果,記錄了假手術所產生的安慰劑效果有多麼管用。患心絞痛的心臟病病人接受了假手術後,出現的狀況改善竟然和那些真正在手術中將主動脈打結的病人一樣。『他們疼痛減少,吃硝化甘油藥片來控制心絞痛的量也減少了,恢復了正常行動,甚至心電圖的記錄也改善了。所有這些改善的程度,都和那些接受了完整手術的病人一樣。』克納爾吃驚地說。

哈佛醫學院的教授杰瑞•阿沃恩在他的書《強效藥物》中說,『安慰劑能夠和合成藥物一樣有效,而且副作用少得多。』英國的《柳葉刀》雜誌在1978年刊登了一篇重要論文,將曾經被認為是故弄玄虛的安慰劑效果,放進神經藥理學的硬科學領域加以研究。這項研究開始用的是典型疼痛試驗:志願者服下無效安慰劑,正如所預期的那樣,很多人報告說該藥減輕了疼痛。但當這些受試者服用麻醉阻斷劑納洛酮時,安慰劑的療效也同樣被阻斷了。這說明安慰劑的效果部分源自於個人在大腦中分泌自造麻醉劑的能力。『阿沃恩說,安慰劑的確切療效賦予「這個曾被輕視的詞語新的含義」,即「效果取決於思維」。』

下面列舉了一些安慰劑治療效果的醫學證據:

通過對帕金森氏症患者的大腦進行詳細掃描,研究人員發現病人接受安慰劑(其形式是鹽水)後,和使用緩解症狀的藥物時一樣,出現了同樣的反應,緩解程度也一模一樣。這項研究是在意大利的都靈大學醫學院進行的,人們發現安慰劑起效後,會導致釋放多巴胺。帕金森氏病人的震顫和肌肉僵硬正是由於缺乏多巴胺導致的。(發表於2004年的《自然神經科學》。)

患憂鬱症的人在服用安慰劑後通常沒有改善,但他們大腦中和記憶力、注意力有關的部分卻被激活了﹔當病人服用抗憂鬱症藥物時,正是大腦中的這一區域因為副作用而受到壓制。『依靠安慰劑而好轉的人,大腦功能也出現了變化,這一點與靠藥物好起來的人一樣確實。』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安德普•路希特說。他曾經主持了一項為期9周、包括51名病人的研究。『我們現在知道,安慰劑的確是一種積極的治療手段。』(發表於《美國精神病學雜誌》,2001年)

為了證明積極思想能加強免疫系統,而消極思想能使你患病,威斯康辛大學麥迪遜分校的研究人員進行了一項非同尋常的試驗。他們研究了52名年齡從57歲到60歲之間的病人,在他們回憶過去令自己開心、悲傷、恐懼或氣憤的事情時,測量他們的大腦活動。之後,每個志願者注射一支流感疫苗。在接下來的6個月時間裡,每個志願者接受測試,觀察疫苗所產生的抗體水平。那些早先大腦右前額葉皮層(悲觀者的該區域活動更頻紫)活動最強烈的人,對流感注射的免疫反應最差。那些對注射反應最健康的,則是左前額葉皮層大腦反應最強烈的人,因為這一區域和樂觀性有關。(發表於《國家科學院學報》,2005)

雖然心理神經免疫學(研究大腦和免疫系統之間的相互作用)只有幾十年的歷史,但醫生已經找不出理由對它熟視無睹了。大量的科學證據都在支持安慰劑作為天然治療途徑的有效性,那些稱職的醫療工作者已經不能小覷這一領域。然而,甚至那些在治療中使用安慰劑的人依然羞於提及它的名字。

《英國醫學雜誌》在2004年刊登的一份研究顯示,耶路撒冷有3/5的醫生出於好奇心,會讓病人依例服用安慰劑,以觀察它們的有效性。在受到調査的醫生和護士中,竟然有94%都說,從哮喘到心絞痛和眩暈,糖製藥丸對緩解症狀都有療效。(也許,安慰劑還會引起和羞恥感有關的道德問題。醫生給病人開的糖制藥丸安慰劑,但收費時卻是按照處方藥的標准。)

哈佛醫學院的教授赫伯特•本森是一位先驅人物,他很早就探索並解釋了我們的思維是如何影響身體,並幫助治療的。在他1997年出版的書《永恆的治療中》,他說『我們每個人都有「健康回憶」,而且在很大程度上,醫學的歷史就是安慰劑發揮作用的歷史。』他很惋惜的是,『醫生根本不明白安慰劑的作用,還是把安慰劑看成科學的異端或違背科學原理的東西。』但是,本森心底裡仍很樂觀。他承認說,『我們毫無疑問正處於治療信仰史的轉折點。很明顯,公眾在申明缺弊方面走在了醫學的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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